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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暗河论文参考文献：
出于“讲述”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多部当代文学史一般都将昌耀定位于“归来”诗群或是“西部诗歌”阵营.上述定位显然基于如下两点考虑,即一方面取决于昌耀创作的经历和“复出”的年代,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昌耀的居住地和创作题材,至于其持续的有效性则更多源于观念上的“约定俗成”.2000年3月,昌耀辞世,“标志着那一代诗人受难史的结束”,并将“一部受难史推向了壮烈的高峰”.其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关于昌耀诗歌创作最权威、全面的版本,系昌耀在生命最后日子里应青海人民出版社之约勉力编辑的近九百页《昌耀诗文总集》.然而,正如诗人在“后记”中的解释：“所谓‘总’,并不一定指其‘全’,而仅意味着只在大体上的‘全’——有所汰选的‘全’.”众多研究者对于《昌耀诗文总集》的倚重,既忽视了昌耀创作的全部,又影响了昌耀研究的深入展开.上述情况直到近年来《昌耀评传》的出版,昌耀诗文资料进一步被发掘、整理,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昌耀诗歌的独特性、复杂性也由此全面显露出来：作为20世纪50年*始写作、80年代后期才逐渐受到重视的诗人,“边缘”的处境既是其长期游离于主流诗坛之外的原因,又是其保持创作个性、不断进行自我探索的前提,他从未介入诗界的某一流派,自然无法进行相应的归属；他是一位精神上的探寻者和孤独者,对诗歌、生命、西部、时代都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视诗为“殉道者的宗教”,自觉坚守诗的理想和坚韧的品格,但其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却注定要交给历史.
本文试图从昌耀诗歌的研究现状入手,在结合昌耀创作历程的前提下,力求通过重审以往文学史、新诗史研究的若干方面,呈现其作为“文学史深处精神暗河”的丰富性、变动性及其和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辨析某些既定结论的同时拓展昌耀诗歌的认知视野、推进其研究.
一、介入的角度：“远方”和“赶路”
在写于1988年的文章《以适度的沉默,以更大的耐心》中,昌耀曾坦言：“我不习惯给世人划圈子,那是文学史家有兴趣的事.诗之于我,无论时代,无论诗人何属,无论‘新诗潮’、‘后新诗潮’、‘某某代’等只有欣赏、不欣赏、不太欣赏的区分.等我只是自己独钟的诗美之仆役.我不知此外有什么‘宗派’的功利.我总是基于美的直觉以定取舍,而不盲从荐举或屈从胁迫.我总是乐于保持一种自由的向度,一种可选择的余地.其实,一切事理都是以一种被选择的动态过程呈示.等我于艺术方法、风格、个性的态度仅是：暂请各行其是,衰荣听任天择.取极端说：世间并无诗名的不朽者.”昌耀对于诗歌欣赏标准、诗人“归属”等一系列“独立”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考察其诗歌创作的依据.尽管,这种“自由的向度”在文学史写作中会和整体划分、“类的归属”等具体实践经验产生碰撞,但其完全凭借“美的直觉”加以判定的态度,却启示我们可以从个性气质的角度进入昌耀的诗歌世界,进而获取新的研究进路.
关于自身的个性气质,昌耀曾在《91年残稿》（1991年6月28日）中写道：“我天性是一个活泼的人,但又本质抑郁.”联系诗友和家人的记述和回忆,昌耀留给人们的印象大致可以归结为：内心单纯、敏感,性格孤僻、倔强,渴慕自由,有生动、活泼的一面；外表木讷而羞怯,不善交际；对于诗歌,他赤诚、执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不懈的追求,而对于家人,他又很严厉、苛责等确证昌耀性格中的“两面性”无疑会对真实、全面地认识其诗歌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聚合于一个诗人身上的貌似矛盾的“两面性”,其实并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无论相对于艺术还是生活,两者都是相通的,并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形成独特的生命历程和斑斓的艺术世界.
1955年夏,年仅十九岁的昌耀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青海西宁.“那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本来可以上大学,但我热爱文学,特别是这种边远地区,对我有一定的诱惑力,所以我就投身到青海来了.”通过昌耀后来多次在文章中谈到的“只言片语”,不难得出他是一个理想化、主观性很强甚至带有某种宿命感的诗人.尽管,就外部因素来看,5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建设浪潮、“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以及诗人邵燕祥的名篇《到远方去》和后来收入闻捷《天山牧歌》、李季《玉门诗抄》的诗作都会对年轻的昌耀产生影响,但和之相比,昌耀的主观意识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燎原在《昌耀评传》中指出,昌耀心灵深处有着近乎和生俱来的“‘远方’情结”和“宿命性的藏区边地情结”,而早年大量阅读莱蒙托夫、希克梅特、聂鲁达、勃洛克等的作品又为其确立了“一种诗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情结”.“远方”情结显然极易和边地的异域风情、诗意憧憬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合力,不仅如此,从创作伊始（1953）就怀有“政治情结”、时以“怀有左派情感的理想主义者”自居的昌耀也确然易于响应时代的召唤.
从本质上说,“远方”情结及边地想象、“政治情结”往往是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为新事物所吸引、强烈的生命冲动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写于5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作来看,来到青海不久的昌耀迅速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作.在《鹰·雪·牧人》《边城》《高车》等作品中,昌耀一面以特有的想象和表达方式,远离了当时“主流诗歌”的语言系统、思维方式和“公共标准”,一面以出色的语言创造能力呈现出对大地原生态事物的捕捉和外来文化资源的转化.这些具体的实践都为其在80年代迅速从同代诗人群落中分离出来、建构令人惊叹的语言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昌耀的诗歌活动已明显受到以“民谣体”著称的西班牙现代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影响.在1962年一份为申诉而撰写的两万多字的“甄别材料”中,昌耀曾结合《夜曲》（即后来的《边城》）等作品作如下辩解：“这可以代表我当时写作的一种倾向——唯美倾向.这是我看了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诗钞’后,学来的.由于形象模糊,色彩的乱涂,随意地杜撰,缺乏思想性,在许多场合下,就使人发生了误解.”学习洛尔迦使昌耀诗歌追求诗艺的唯美、接续民谣传统,在自觉亲近自然风物的过程中暗合现代主义的美学风格,这一点,就创作而言,对昌耀后来的诗歌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而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如《鲁沙尔灯节速写（组诗）》《哈拉库图人和钢铁》等,昌耀则以浓郁的生活笔法,为时代献上了“由衷的颂歌”.对于此,昌耀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欣赏的是一种瞬刻可被动员起来的强大而健美的社会力量的运作.是这种顽健的被理想规范、照亮的意志.等我主张为人生的文学.”一面追求自然、唯美的风格,一面欣赏积极、昂扬向上的力量,抵达边地的昌耀从创作伊始就显现出两种不同的“面相”：它们时而相互游移、时而相互重叠,共同承担着昌耀的诗歌理想和人生理想；它们都是昌耀心中的“渴求”,而“渴求”在诗人的灵魂深处从未停歇过.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精神暗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暗河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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