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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产品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借鉴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思想,对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进行分解,认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执行性职能和自主性职能,并指出地方政府在履行不同的职能时有意或无意地促成了创新行为的产生.地方政府创新是作为副产品而出现的,创新本身并非地方政府的目的,而是一系列有其他目的的行为的额外产品.作为副产品的地方政府创新是地方政府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在理性地履行其各项职能时的非意料结果.
关键词：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理性选择；副产品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5-0027-07
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于2000年联合创办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迄今已举办了七届评奖活动.该评奖活动不仅推动了地方实践者的创新热情,也吸引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推动了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蓬勃发展,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本文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创新行为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即什么原因导致了地方政府创新?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何在?为什么地方政府创新会出现在某些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述评
关于地方政府创新研究较早的国内研究者陈天祥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问题,认为地方政府创新有四个方面的动力来源,即宪法秩序的变化、制度创新成本低、良好的预期收益以及较强的创新能力[1].与陈天祥一样,傅大友与芮国强同样考虑到了外界变迁因素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影响,只是他们把变迁的概念扩大到整个社会,认为社会变迁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外部动因,而制度缺陷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内部原因,利益诉求被他们认为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主体动因[2].如果说傅大友等人的研究关注现有制度的缺陷在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激励作用的话,张玉就制度稀缺对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作用给予了关注,她认为地方政府的创新动因“既存在于客观的制度环境之内,又存在于主观的内在需求之中”[3].她所指的客观制度环境内的动因是指由体制转轨而导致的制度稀缺,主观内在需求的动因则指的是“行政主导的自我优化动机”,即地方政府会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实施创新行为,这种观点和傅大友等人的观点相似.
把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归结为客观环境因素的学者并不只有张玉,高永久和秦伟江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把制度环境泛化到更宏观的层面,认为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及外部环境等诸环境因素的变化都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创新动因[4].与这种泛化式归因方式相反的是,李景鹏把有关政府创新的动力研究引向了微观层面,以地方及基层政府创新者为中心分析了相关的动因.他指出,相关领导的社会责任感及政绩追求动机以及上级部门的推动是政府创新的重要动因；他还考察了学术界、媒体及人民群众在促进政府创新方面的角色,认为他们亦是政府创新行为出现的重要动因[5].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研究从较为宽泛的宏观层面逐步收窄到较为具体的微观层面,对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如果说李景鹏的研究注意到了官员的政绩追求是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动因的话,周黎安则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周黎安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时提出,“从20世纪 80 年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6].他认为,从过去的经验看,“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总体背景下, 创新和试验总是被鼓励, 如果成功, 创新者会受到额外的奖励, 即使失败也不太会被惩罚”；而地方政府一直在政策领域与进行博弈,即便屡次对地方政府的有关行为进行了规制也无法避免地方政府持续地打擦边球,也很少对各种违规现象进行明确的惩罚；据此,周黎安认为这体现了政府对绩效观的隐性承诺,所以他认为晋升锦标赛内在地鼓励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行为[6].
吴建南等人试图对现有的各种解释进行综合,他们总结认为“环境所迫、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压力是地方政府不改革不行、不创新不行的首要原因”.他们进一步解释道,“虽然每个创新项目的具体动因有所不同,但政府所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决定其创新的最终根源” [7].而汪保国对地方政府创新动因的解释似乎与傅大友等人的观点较为接近,即认为制度需求因素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客观要求,制度创新带来的收益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驱动[8].
陈雪莲与杨雪冬在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驱动模式时借鉴美国学者荣迪内利（Dennis A. Rondinelli）的有关研究成果,荣迪内利根据其研究总结出政府创新动因是绩效落差及政治领袖和政府外精英的战略构想两方面的因素[9].陈雪莲等研究了相关的实证数据后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动因与美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具有相似性,据此他们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总结为问题驱动和精英驱动两大类[10].在其后续研究中,杨雪冬在保留上述两个因素的同时增加了第三个解释因素——结构性动力,进而把其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动因的解释推进到包括结构性动力、个人化动力和事件性动力在内的新阶段；这里的个人化动力是精英驱动说的变体,事件性动力则是问题驱动说的变体,结构性动力主要“来自现行体制,主要是官员的评价考核和提拔任用制度”[11].显然,杨雪冬对结构性动力在促进地方政府创新方面的作用的认识,比李景鹏对政绩追求及上级要求等方面在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激励作用的认识更为深刻,与其前期研究相比观点也更为完善.
隋斌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解释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即区域政治文化传统在地方政府创新中的动力作用,他认为“一些地方的实践还是和区域的政治传统密切相关的”[12].此外,何显明从地方政府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角度考察了创新动机,认为“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对其所承载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型与政治发展双重挑战的理性反应”[13],这种观点与压力说及问题驱动说相类似,均是从地方政府对外界的反应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的；张志辰从激励与压力的动态竞合的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创新动因,认为“在激励与压力的竞合下,地方政府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14],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陈国权与黄振威则对以往的地方政府创新动力进行了概括,认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可以分为发展型动力、竞争型动力和压力型动力三大类[15].这些研究基本上与前述学者们的研究没有重大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体现了学者们在地方政府创新的基本动因方面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认识,但这些研究同样没有揭示地方政府创新的根本动因.
结论：关于副产品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副产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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