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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湖南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中村”现象越来越多,“城中村”的改造建设是对群众利益的一次大的调整,势必造成各种矛盾和冲突.针对“城中村”出现的问题提出如下治理对策建议：建立和健全“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协调机制,加强协调和沟通各相关部门和城区、施工单位间关系,采取以市场化为导向、改变城乡二元化、因地制宜设计方案、硬件软件两手抓、治理改造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好湖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推进湖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中村”；城乡二元化
中图分类号： F29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6-0054-04
随着湖南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介于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之间的过渡型社区“城中村”开始在城市建设扩张过程中逐渐显现.“城中村”顾名思义,是在城市中的农村,它具有城市和农村的双重特征.从地理位置来说,“城中村”一般位于城市区域内部或者城乡边缘区,被城市建设包围或纳入的村落.它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政府趋利型的土地征用政策”[1],城市建设的加快让城市空间快速向城郊农村扩张,因对农村居民安置方面需付出巨额经济、社会成本,为降低开发成本,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往往会选择绕开农村居民点,征用开发成本相对较低的农用地、空地等进行城市开发,使原有农村逐渐被城市新建区包围或者半包围,成为城市建设中的“孤岛”.从社区属性看,“城中村”是典型的城乡二元体“混合社区”,在民风民俗、经济生活、土地权属、户籍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农村模式,但受到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逐渐和以往的农村模式脱离而转向城市模式.
一、湖南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存在的合理性
“城中村”作为城镇化进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社区形态,有其存在合理的一面,近年来,“城中村”在城镇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社会经济意义,正逐步得到认可.
（1）吸纳外来人口,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城中村”经济产业中非正规经济（泛指缺乏或违反部分合法手续、未被统计的、零散的、小规模的经济活动）较为发达,带来了大量的灵活就业,这种“岗位成本”最低的就业形式,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起到了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城中村”對于许多外来人口来说是进入城市的跳板与缓冲空间,在此实现就业并积累起能在城市生存生活下去的资本,最终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
（2）提供低廉住房,是住房体系的有益补充.“城中村”位于城市周边或者城市内部,与城市地缘关系紧密,但由于规划、环境等原因,其房价相对低廉,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有着相对低廉住房的“城中村”,填补了城市住房体系里由于中低档住房供应不足而导致的住房结构性失衡[2],是城市住房体系的有益补充,缓解了其结构上的矛盾.
（3）降低运行成本,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由于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了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城市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在支撑现阶段快速但粗放的城镇化进程,并缓解由此引发的物质性匮乏以及社会结构性矛盾等方面,“城中村”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湖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存在的问题
由于“城中村”自身的管理、制度以及历史遗留等问题,随着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不断涌现,数量增加、规模加大,部分矛盾更加激化,急需对现有“城中村”存留问题进行监管治理.
（1）土地资源利用混乱.“城中村”因为一般在城市内部建成,有着较为优越的区位优势,能够享有周边相对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其土地资源具有一定的升值潜力和开发利用价值.但由于城乡土地制度二元化,原有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转获取收益,城中村居民利用宅基地政策（在自有宅基地上尽可能多的甚至违章建房）和非法出让土地使用权（建小产权房等）,进行无序的土地开发,同时伴随着指导规划、管理的缺位和原有的居住习惯以及历史等原因,使得“城中村”内多为低层建筑,其建筑密度高、间距小,房屋质量参差不齐,违章建筑屡禁不止,同时和卫生、娱乐、道路相关的各类基础设施用地比例小.
（2）公共资源相对薄弱.“城中村”的公共资源存在先天不足,后天难补的窘境.以往作为农村地区,现有的公共资源就较城市稀少,随着城市的拓展,大量流动人口集聚,公共资源进一步稀释.同时公共资源后天缺乏规划和投入,这也符合集体行动的逻辑[3].单户居民提供公共设施的收益会被其他居民（包括流动人口）通过“搭便车”无偿攫取,不提供任何公共设施便成为理性选择.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市政道路、卫生、体育、文化、教育等设施严重不足,电线乱拉、街道狭窄、广场绿地极少、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城中村”[4].
（3）公共安全存在隐患.相对廉价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大量较低收入的流动人口,造成“城中村”里鱼龙混杂,人口管理难度急剧增加.同时“城中村”的原有居民为了获取更多的房屋租金,将原有住房扩建或者改建,尽可能对外出租,往往不对租住户进行任何身份鉴别和后期管理,闲杂人员容易混迹其中,安全风险增大.
（4）管理水平相对较低.“城中村”在规模、经济形态等方面已经大大异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村民与集体之间的行政组织关系逐步淡化,财产产权关系不断强化.“城中村”既不是像传统村落那样是村民的共同价值形态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也不是基于同一空间而形成的地域共同体,而是基于居民的共同财产关系而形成的一个经济社会综合体[5].城中村的管理组织如果还是沿用原有的农村管理组织模式,那么不管是在管理能力还是组织架构上,都将无力应对城镇化的挑战,管理存在漏洞甚至空白,“城中村”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将难以被解决.
（5）拆迁利益纠葛矛盾.在对“城中村”进行拆迁治理过程中,涉及多方面的、巨额的利益,政府、居民、开发商等多角色进行博弈.利益上的纠葛如果没有公平公开的制度护航,极易激化并产生矛盾,暴力拆迁、钉子户等都是矛盾激化后的血泪教训.2016年,湖南某市出现了一起因为村委会在拆迁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出强制拆除村民房屋的决议,并在拆迁过程中因疏忽大意,导致村民因拆除而死亡的恶性事件.这起事件不仅是拆迁户家庭的悲剧,也让包括区委书记、区长在内的27名干部和工作人员被追责或立案侦查.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城镇化进程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城镇化进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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