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目标·途径:社会治理的系统,本文关于目标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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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标志着执政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为价值基础,依循法治化、制度化的途径,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为国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治理创新只有从价值、目标和途径等维度进行系统思考、统筹推进,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社会治理；价值；目标；途径；法治
[中图分类号]C9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3-0121-06
[收稿日期]2014-04-22
[作者简介]张凯兰（1968—）,女,湖南湘潭人,长沙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危机管理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标志着执政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这既是对西方治理理论的积极借鉴,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近年来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总结与提升.新的理论创新必将带来新的实践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从价值、目标和途径等维度进行系统思考、统筹推进,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一、价值：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价值,制度设计同样蕴含着价值.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1932年）到燕京大学讲学时提出：任何制度形成都是有价值基础的,任何制度形成时无不带着价值色彩.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1]对现代社会人类活动的考察,如果不基于价值的高度,不仅在理论上会陷入纷争,在实践上也会出现有害的行为与结果.纵观近年来各地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探索,可以看到,其重心大多放在具体方法上.这些方法,从短期来看,确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方向在前,方法在后.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可能陷入误区,甚至走向岐途,尤其是在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因此,价值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起点应当首先确立.价值的确立对于社会治理具有导向作用,有助于人们思考社会治理创新应该确立怎样的制度目标,应该通过怎样的公共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价值还能成为维系各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无形的价值理念作用于现实的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成为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所谓“治理”,按照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DD）的界定,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P23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既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又有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即：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
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遵循的首要价值.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P1,温家宝也曾指出,“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4]可以说,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永恒的核心价值,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为准则.社会公正既体现在观念层面也体现在制度层面.总体而言,社会公正是指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都有充分的空间.具体而言,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正是由以下四个原则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一是基础性基本权利的保证,即保证原则.该原则强调的是一个人来到世上,便具有不证自明的基本权利,即基本的人权,这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二是机会平等,即事前原则.该原则强调的是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平等、充分的机会,包括起点和过程的平等以及承认并尊重社会成员在发展潜力方面的“自然”差异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某些“不平等”.三是按贡献进行分配,即事后原则.该原则最直接地体现了社会公正原则的兑现程度.四是初次分配后的再调剂,即社会调剂原则.该原则强调的是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初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调整,使社会成员普遍地不断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收益,进而使社会的质量不断有所提高.[5]P2-4
第3期张凯兰：价值·目标·途径：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思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传统社会管理强调,政府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和权力来源.政府以其政治权威和国家强制力,集中掌握与控制社会的各种资源,其管理触角可以渗透和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然而,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不断出现并壮大.在这一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受到挑战,政府必须放下“家长”的姿态,主动成为社会多元交往互动体系中的一元.因此,现代社会治理强调,除政府之外,社会治理主体还应包括市场营利组织、社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由政府单独承担转变为政府、市场组织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从而建立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格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在这样一个多元主体格局与公共责任机制中,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只能通过平等沟通、协商对话来运行.为了增强公共项目实施的效果以及在制定政策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反映公民和组织的多样性价值,治理力求积极地促成公众、私营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共同合作关系.[6]P165
“合作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管理“公众参与”的超越,二者具有本质区别.“参与”意味着在治理过程中,各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为主其他各方为辅,而“合作” 意味着各主体都处于自主、平等的地位.具体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政府不能随意运用特权发布命令、强制相对方服从；二是机会平等,政府应当而且能够为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使各社会群体和公民个人能够自由表达其意愿,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在“合作治理”中,政府同样需要发挥引导作用,但是,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主体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任何公共事务,都能够平等地发表意见和积极地采取合作行动,从而能够使治理过程处在一个始终与整个社会互动的过程之中,能够把一切积极的、对治理有益的因素都吸纳到治理活动中来.[7]“合作治理”更不是不要政府,相反,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进行战略的规划,成为“善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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