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政府、市场、媒体人:三重关系视角下的中国传媒改革,这篇中国传媒改革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中国传媒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以提升传播力为目标的新一轮传媒改革,需要思考和面对媒体与政府、媒体与市场、媒体与媒体人的关系.要摈弃关于国家与市场、新闻自由和政府相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工具思维；媒体的改革在运行逻辑上要遵照市场的规律,要考虑到媒体自身的特殊性和新闻生产、传播的规律性以及媒介自身意愿；媒体要真正认识到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对于社会的价值以及与之匹配的劳动价值,尊重他们的劳动权益以及职业尊严感和实现感.
关键词 政府；市场；媒体人；传媒改革
中国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提高媒体传播能力和媒体改革发表重要讲话.2013年12月30日,在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习总书记的指示可谓切中肯綮,极具针对性.
其他不提,单就2014年两个例子来说：根据统计发现,马航370的报道,近九成关于事件进展的关键信息都是由美英两国媒体发布.无论网上网下,中国的媒体只能随着西方媒体的指挥棒应声起和.第二,一部被美国评为烂片的“变形金刚4”在中国的疯狂热映,挣得盆满钵溢,更被一些舆论批为中国的耻辱.这两件不太相干的事情却能给我们组合成一个图像：在国际舆论竞技场中,我们的声音微弱,在大众文化市场中,我们竞争力不强.霍克海姆早就在上世纪30年代,就对文化工业对人的异化进行了批判.葛兰西更是用文化霸权分析了统治者不仅利用大众文化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渗透进了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裹挟着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的异化和霸权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常态.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的角逐,更表现为以符号表征为特征的文化、意义、价值的竞争.特别是在中国,大众媒体面临着国内外两个舆论场、文化场的竞争.从传播能力竞争的高度来看,大众传媒的改革一方面迫在当下,另一方面急需深入,而不能只是浮在表面“打转转”.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传媒治理结构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历史进程而建立并发生着改革,从“完全国家治理”“党管媒体”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中国的传媒改革也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2013年,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以调整结构、融合转型为途径,以提高引导力影响力为目标,引领着新一轮传媒改革的热潮.此次改革更是放到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竞争的高度.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开放的系统,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双向交流,以调整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平衡并维持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平衡.传媒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组织内外各种关系的再调整,以建立适应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传播体制和媒体运行机制.讨论中国媒体传播力在哪里,中国媒体改革如何深入,业界和学界都必须要面对和思考媒体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几个重要的又最为基本的关系：一是政府和媒体；二是市场和媒体；三是媒体与媒体人.
一、政府与媒体：摈弃国家/市场的二元对立思维
媒体和政府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核心,也是在传媒改革中最为敏感但最为谨慎的一环.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来讲,媒体是党、国家的喉舌,是人民的喉舌.从具体的管理结构和运行体制上来看,媒体改革和治理逻辑经历着从“国家一元论”向“国家——市场”二元逻辑的转变.大众媒介特殊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媒体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摈弃关于国家与市场、新闻自由和政府规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要充分考虑到国家权力在媒体改革中的动机、合法化逻辑以及作为正面的积极的巨大的推动力量.国家在传播管理体制和策略方面的重新构建,特别是在发展和管理互联网方面不懈的机制和策略创新,是国家在信息时代革新和有目的性重建的重要一环.不考虑到这一点,就会犯那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症”.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摈弃机械的“工具思维”,将媒体作为仅仅为宣传而存在的工具,忽视媒体自身的特殊性和主体性.主流媒体喉舌的性质不能变,但是喉舌功能不能“机械化”和“工具化”.在我们的不少新闻报道中,潜意识中还存在着类似西方传播学中的那种早过时了的“魔弹论”思维,以为负面的、异质的新闻就像一样,对公众产生即刻的毁灭式的影响.例如,在国内传播场内存在着不少信息回流现象,在很多事件的报道上,我们的主流媒体依旧沿袭着过去回避的态度,坐等相关话题已经在国外媒体报道的沸反盈天,并通过各种途径回流到国内,从而失去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以网络、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每个人都具有对各种信息产品进行重新编码、解码的能力,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没有共同的话语空间和共同体,宣传只能是一种传递而不是传播.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指出,任何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理论,大众传播的技术,只要我们判定它们缺乏共同体的条件,那么这些技术就与真正的传播理论不相关.谋求和培养各阶层之间、政府与精英和底层之间的话语共同体,应该是我们更要注重解决的问题.
当下调整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治而不是人治,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现代化管理的标志.需要通过法律明晰地界定媒体行为的界限,同时也需要法律来规范政府管理的行为.2014年岁末,原国家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结合他最近在人大的工作透露,国家正在研究传播立法.无论如何,这个信息值得期盼.另一方面,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要从绝对的全面的具体的控制过渡到宏观的政策调控、信息服务、工作指导和行政管理方面上去.在舆论引导中,要善于运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二、市场与媒体：突出媒体在改革中的主体性
从上世纪80年代到如今,中国的媒体改革无疑是以市场化道路为大的方向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标志性政策的出台：（1）1983年的37号文件等鼓励传媒机构实行企业化经营；（2）1993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将媒介行业正式列入第三产业；（3）2001年的17号文件等提出了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及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组建媒介集团的传媒改革；（4）2003年的21号文件强调事业和产业分类协调和全面发展,2009年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传媒产业等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重要支柱性产业.截止2014年底,第一批拟转制为企业的3388种非时政类报刊中,已有3271种完成了改革任务.政府还积极推动已转企并符合上市条件的出版传媒企业尽快上市.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具体实践方面,走的更远更快的是非时政类的出版社、报刊等媒体.时政类的主流媒体仍需在市场化道路上加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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