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区到飞地诗歌民刊语境变迁和形态转向,本论文主要论述了飞地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飞地论文参考文献：
从文言到白话,由古典而现代,回顾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基本可以断言,若无出版业的勃兴和繁荣,就不会有包括新诗在内之汉语新文学如今的地位和局面.严肃的古典作家们的自我期许和价值实现在于“立言”和“传世”,他们不需要也没有一套类似于现代出版这样的传播形态来确认创作的意义.新文学（或者说现当代文学）却不同,它自诞生伊始就剥离了这种“刀耕火种”的前现代语境,而占有了这样一个极具现代性的身位：文学创作不止是意义的生产,还意味着需要由出版行为来赋予自身以公共性及社会价值.a作为意义生产者的新文学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变迁,迅速地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契机中投身于出版活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数鲁迅：无论丛书、书籍还是期刊,他介入出版业务之深、涉猎出版范围之广及对此行当了解之精,甚至直接操刀书籍设计等特点,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二十世纪前期的数十年,由于各种综合因素的作用,拥有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和文化气候.单以作家所办之文学刊物而论,聊举几例,就有颇具同人色彩的《新月》杂志（徐志摩等编辑）,刻意强调要去同人化的《现代》杂志（施蛰存主编;关于“去同人化”,参该刊《创刊宣言》）,以及所谓的“个人杂志”如创办伊始的《半月》和《紫罗兰》 （均由周瘦鹃编辑）b等.这些形态各异的刊物以及它们所承载的作品和思潮,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汉语文学的基本面貌.在当时的出版制度下,这些作家（尤其是具有左翼色彩的作家）介入的出版活动,固然也经常遭遇事后审查的干扰,但整体上均属于“合法”之列,无所谓后来研究者定义的“民刊”和“正式刊物”之分野（这种分野的出现,和中国六十余年来独特的、自外于世界文明潮流的出版审查制度有关）.当然,讨论民国年间文人办刊的传统不是本文的任务,而关于新世纪以前的民刊之样态和文化身份的研究又有珠玉在前c,故而本文的论域要进行这样的缩小：考察对象方面,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期刊转入所谓的诗歌民刊;考察的时间节点方面,则从新文学的百余年拉近到新时期的近四十年,尤其侧重本世纪至今的十五年.
本文借用两个政治地理学概念,即“禁区”（Restricted Area）和“飞地”（Enclave）,以及前者向后者的转向过程,来形容从 《今天》时代到本世纪近十五年以来诗歌民刊在所面临的基本语境和呈现形态上的变化.本文认为,在续接百余年来文人办刊传统的基础上,在承续以《今天》等为代表之诗歌民刊的经典样式d的前提下,新世纪十五年来诗歌民刊出版所面对的语境和形态均有了一些新情况,即,在诗歌民刊阵营中出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独立出版物”的子系统.就其性质而言,既可以说是（不由官方或半官方团体主办的）民间诗歌刊物,也可以说是合法、正式的书籍,因为它们一样具有ISBN国际书号和符合中国出版法规的CIP数据核字号;就呈现形态而言,近乎于出版和发行的名义方是某出版社的MOOKe,但在组稿和编校方面则由独立于出版社的个体诗人、诗歌同人团体或文化企业完成;就其精神实质和自我定位而言,虽然常以正式书籍的面目出现并上市发行,但编辑方投入较大,而出版方只为此提供出版物的“合法身份”,在编校方面施和的干扰较小.故而综合来说,称之为“独立出版物”以区别于传统的诗歌民刊、诗集和诗杂志,似乎更为精确和合适.
在这十五年来出现的众多独立出版物中,创办于2012年、出版十辑的《飞地》丛刊算不上资深,但绝对是最具有特色和理念的一种,也是一本日渐瞩目、广为诗界和知识界好评的、致力于诗和当代艺术之结合的刊物f.这是本文选取它（以及近似于它的其余独立出版物,下文将详细涉及）作为考察新世纪诗歌民刊出版语境及呈现形态之转向的样本的理由.该出版物极具象征色彩的刊名,亦为所要谈论的话题提供了精确而又富有弹性的对应—— “飞地”既是讨论对象的名称,亦是本文所试图描述之状况的绝佳隐喻.再者,本文用“禁区”来形容从《今天》创办的1978年起到上世纪末之间诗歌民刊所面临的基本制度环境和言论氛围,如此一来,它和“飞地”这个同属性词一道,在结构上同时获得了额外的语义.
中国特殊的文学制度（文联/作协体制）和出版审查规则,构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禁区”,使得1949年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民间诗刊出版呈现出一种浓厚的异端色彩、地下特征和亚文化形态.新时期民间诗刊的出场,多以“先锋”自命、以“反抗”自任,这种刻意塑造的自我形象,皆和“禁区”的设置密切相关;换句话说,“禁区”的存在,反过来作用于这个时期民刊的文化身份和精神面貌.g民刊既是“禁区”的产儿,又是“禁区”的逆子.但世纪之交以来,在市场化浪潮和信息化时代的双重夹击下,配合相对开明的言论环境（这个环境的出现有赖于民间和知识界的自我争取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这个“禁区”获得了逐步的松动,而作协/文联系统和出版制度则开始以一种相对温柔和暧昧的姿态,和具有独立色彩的办刊人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合作态势,从而使部分民刊随后获得了某种“合法”身份.
所谓“合法”身份,指诗歌民刊不再完全以自印本的方式印制和以私下寄发的渠道发行,而是采用了以书代刊或者辑刊出版的形式,经由文化人、同人团体或文化机构的内行而独立的编选,通过出版社获得正式、合法的出版发行渠道.诞生于1999年,由诗人孙文波、臧棣和萧开愚主编的《中国诗歌评论》可能是这一形态最初的典型（某种程度而言,这一形态其实就是民刊或同人刊物在出版程序上的合法化）.在刘丽安女士的资助下h,这本采用了辑刊形式的独立出版物,于1999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别以《语言：形式的命名》 《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和《 和责任》三本单行书籍的形态呈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中国诗歌评论》虽然只出了三辑i,但在世纪之交独特的语境中,以其纯正的诗学品位和宽广的诗歌立场,输出了一系列的新诗学观念,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于汉语诗歌出版的疆域里,较早圈起了一块独特的诗歌“飞地”.
自《中国诗歌评论》开始,部分原有的民刊也采用了这种“飞地”般的新形式,一些新创办的同人刊物则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这个“合法”身份.这种诗歌的“独立出版物”走的是典型的文人办刊模式（由诗人或批评家主编或参和编辑）,依托于一个或多个出资人,和某一家出版社进行长期合作,既借用了出版体制现成的编校发行渠道,又因其编选的同人或独立性质,而具有了既不同于民刊、又相异于主流文学期刊而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单行本书籍或丛书.十五年来,这种“独立出版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除了本文要重点谈及的《飞地》丛刊（张尔主编,海天出版社,已出10辑）外,尚有《当代诗》（孙文波主编,年刊,文化艺术出版社,已出4辑）、《汉诗》 （张执浩执行主编,季刊,武汉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已出29期）、《读诗》系列（潘洗尘等主编,季刊或不定期,长江文艺出版社,已出20余卷）、《诗建设》 （泉子主编,季刊,作家出版社,已出18期）、《新诗》丛刊（聂广友主编,年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已出3辑）、《元写作》（胡亮主编,年刊,中国文联出版社,已出6卷）,以及复刊后的《中国诗歌评论》 （张曙光等主编,不定期,上海文艺出版社,自复刊后已出4辑）,新创办的《先锋诗》（耿占春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等.
结论：适合飞地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中国最理想的领土版图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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