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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勃沙特的长征》是由*电影有限公司与黄平县委宣传部联合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影片记录了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贵州黄平偶遇长征途中的中国红六军团后而发生的一系列传奇故事.影片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1934年10月,贵州镇远的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访友期间偶遇由湖南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此后,勃沙特被疑为“间谍”予以扣留并跟随红六军团一起长征,期间,勃沙特为时任红六军团团长的萧克翻译一张法文版的贵州省地图而与萧克将军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采访萧克将军,并受萧克将军委托帮其寻找曾经与其一起经历长征的瑞士籍传教士勃沙特,这一消息也很快在全国传开.1985年夏,山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严强从该馆朽坏的地板缝中取出了勃沙特的回忆录《神灵之手》（1936年文本）,该书详细记载了勃沙特跟随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在长征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早在1936年8月,勃沙特的《神灵之手》英文版就已经在伦敦出版,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更早一年,成为目前发现的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书.电影《勃沙特的长征》正是基于这样一段具有传奇性质的真实历史改编而成,通过对勃沙特参与红军长征过程的艺术性再现,影片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中国红军不怕犧牲、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并被国家新闻出版列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重点影片.在诸多有关中国红军长征题材的影片中,《勃沙特的长征》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不仅是由于其故事的传奇性,也是与其自身独特的张力结构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张力主要来源于内部元素的较量,其中,有关中国红军的价值评介在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勃沙特本人理念与经验的交锋中展开,并在共同的人类精神中走向对中国红军最终的价值判定.
一、 异域与本土文化的交锋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已被多次改编为电影,然而,相较于传统长征题材的影片,电影《勃沙特的长征》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来源于一种复调结构.在传统长征题材的影片中,往往只存在着两种声音,以中国红军为主发出的正面声音与以国民党为辅所发出的反面声音,在两种声音的角逐中,以正面声音压倒反面声音而完成对中国红军及其长征的意义讲述.而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加入了第三方的声音,通过以“他者”视角来反映中国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的所行所言,将评判的权力交予第三方,从而使影片走向一种复调结构,这种复调结构不仅增强了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内部张力,也体现了一种对于中国红军长征更为公正、客观评价的努力.
“他者”是学者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所提出的一个术语,是一个与“主体”“自我”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参照的概念,它指涉出了人物在关系场域或事件中的“客体”位置.在影片《勃沙特的长征》中,初遇中国红军时的传教士勃沙特呈现出了典型的“他者”身份,一方面是飘洋过海、远离故土的“外来之客”身份,另一方面则是所处地文化、信仰迥异于自身母文化的“异己”之感.也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他者”身份,使勃沙特被红六军团疑为“间谍”而扣留,自不待言,作为“他者”的勃沙特不仅是具体的生命,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正是勃沙特与中国红军的偶遇,使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锋成为可能.
翻译法文版的贵州省地图,可以视为以勃沙特为代表的异域文化和以中国红军为代表的本土文化的一次特殊的正面交锋.影片中,红军在旧州教堂意外获取了一张一平米大左右的外文版贵州省地图,对于并不熟悉贵州地形与路线的红六军团而言,这张地图的宝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面对这张看不懂的外文版贵州省地图,团长萧克召见了随军长征的传教士勃沙特,希望能够做到到勃沙特的帮助,勃沙特告诉萧克这是一张法文版的地图,在萧克的要求下,勃沙特将地图中的法文一一翻译为中文,萧克跟随着勃沙特并不十分流利的中文在地图上标注相应的中文名,而当他们把地图翻译完时,已经是三更时分了.彼时,勃沙特或许并不能理解这张地图对于中国红军的重要意义,在此后的长征途中,红六军团正是利用这张地图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团的会合方向.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到中文版贵州省地图的成功转变实则是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交锋过程中的一次合作,虽然这次合作仅仅涉及语言层面,但它所指涉出的是在抛却政治因素后两种文化并无本质性的对立,这一点从中国红军对待勃沙特的态度中亦能有所发现,影片中,中国红军虽然不认同勃沙特对于“上帝”的信仰,但却并没有剥夺其信仰的权力,每当勃沙特以自己的信仰方式祈祷时,中国红军并没有暴力阻止.中国红军尊重勃沙特母文化的行为也影响了勃沙特对于中国红军的价值评介,也正是如此,在文化、信仰方面与中国红军殊异的传教士勃沙特最终能够越过文化、信仰的栅栏,以一种客观的姿态去评判中国红军.
二、 理念与经验的交锋
对于传教士勃沙特而言,“局外人”只是其在初遇红军时的身份,而在跟随中国红军长征长达18个月的日子里,勃沙特也逐渐从一位长征的“局外人”转变为一位“亲历者”,而正是这种身份的转变,使勃沙特本人对中国红军的评价在历时层面上经历了一场理念与经验的博弈.在电影《勃沙特的长征》中,勃沙特除了自身的基督教牧师身份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隐性的身份——国民党歪曲形象的宣传与引导对象,对于勃沙特而言,在与中国红军交往甚浅的前提下,其对中国红军的认知不仅取决于自身文化信仰所形成的价值评判体系,也源于长久以来国民党的宣传与引导,这一点,影片的开始曾有所表现——当勃沙特被红军疑为“间谍”而扣留时,勃沙特内心的想法与敌视的态度体现了国民党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红军的歪曲与诋毁.在勃沙特的回忆性著作《神灵之手》中,他也曾坦言：“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1]不难发现,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红军形象的歪曲早已深入到勃沙特的无意识之中,由于“一个人的‘偏见’或先在的概念构成了每一诠释条件的基本组成部分”[2],对于勃沙特而言,“赤匪”“强盗”等形象构成了他对中国红军的最初印象,而纠正与改变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必然要经历一场激烈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场国民党与中国红军之间的隐性斗争,在勃沙特与中国红军朝夕相处的18个月里,中国红军的行为与精神彻底改变了勃沙特先前对于中国红军的负面评价,国民党曾经“辛苦宣传”的有关的负面形象在勃沙特的思想中逐渐失效,不难发现,这场发生于勃沙特身上的思想拉锯,实际上是中国红军以实际行动对国民党歪曲行为的一次有力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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