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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提出来的,其最主要的使命是服务于市场经济,即“新常态”.如果将国家治理现代化按照西方语境下的原义理解——仅仅局限于政府职能范围内,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如果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权力来源现代化,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就属于这种情况.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虽然在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公平”方面没有问题,但在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点公平”方面无力规避滑向权贵私有化的风险,这个任务只能通过权力来源现代化来完成.中国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须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中国特色的理解,将政治体制的两方面──政府职能问题和政府权力来源问题──都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畴,使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能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平的规则,又能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平的起点,为“新常态”保驾护航.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市场经济；权力来源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1-0033-05
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政治改革话语符号有一个明显变迁,就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但从唯物主义观点阐述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反复强调“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等对这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达还有不少.现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问题,一种最常见的思维判断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具有一些其他功能,如增进个人自由、促进社会发展等,但其最关键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在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这一判断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笔者非常赞同上述判断,并在上述判断的前提下展开思考和论述.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两大问题：政府权力来源和政府职能行使
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公共权力的问题,其中包括两方面：来源和行政,即权力合法性和统治效果,或者说是政府权力来源和政府职能行使.近现代以前,除个别地域和个别时段之外,世界各国政府的权力来源大都遵循“君权神授、奉天承运”之表与“有便是草头王、杆子里出政权”之里相结合的模式.现代社会中,伴随着观念的深入人心,选举逐渐成了被统治者认可的政府权力唯一的合法来源,而“君权神授”及其衍生出来的血统先进性、种族先进性、道德先进性、阶级先进性等合法性依据越来越不被民众接受,至于“打江山、坐江山”这种本来就拿不上台面的“丛林法则”更成了连最愚蠢的者都已弃之不用的理由.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王岐山于2015年9月9日出席“2015中国与世界對话会”,席间谈道：“中国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这是高层（政治局常委以上）首次正面论述合法性问题,表露了中国的自信,明确不能有“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思路[3].政府权力来源的现代化就是从非到的过程,对于这一点人们基本已经达成共识,然而对于什么是政府职能的现代化,人们似乎还存在分歧.
对于政府职能现代化,现在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政府职能现代化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贯彻到基层,用大队书记的话说就是“一竿子插到底”,就是所谓的民族国家构建（National State Making）.这种观点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来的,应该说不无道理,因为西方政府职能现代化所面临的背景是中世纪的封建分散体制和教会的跨国控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职能现代化就是从无限政府变为有限政府,给公民和社会以最大的自由,从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这种解释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守夜人”治理模式和杰斐逊所讲的“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上述对政府职能现代化的两种理解本身在实践中无所谓谁对谁错,根据哲学家德沃根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原理——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地结合了“背景理据”则都对,错误地结合了“背景理据”则均错.然而在理论上我们应该进行更透彻的分析：上述两种理解都是不全面的,都仅仅抓住了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因为,政府职能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件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是能力足够（如维持球赛秩序）；二是权力有限（如不能进场踢球）,即政府必须是个既强壮又安分的“守夜人”,政府职能现代化也就是这样的“守夜人”产生的过程.
关于政府职能现代化,从横向上看（即从共时态看）,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社会首要任务（绝非全部任务,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民族国家,已经建立民族国家的社会的当前任务就是追求有限政府.有人将上述区分总结为政府职能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和“东方模式”,而笔者认为这里不存在什么“文化隔阂”,关键是“问题隔阂”.同样是东方,中国近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无限政府对资本和市场的捉弄,而日本面临的最大障碍是藩镇割据,没有“统一度量衡”是其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同样是西方,德国和意大利近现代化首要的任务是构建民族国家,所以才有了马基雅维利对强大君主的鼓吹；而美国建国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时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母国英国这个无限政府,所以才有了上文提到的杰斐遜的那句名言；从纵向上看（即从历时态看）,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社会当然无所谓建立有限政府的问题,但是建立民族国家之后并不一定能实现有限政府,也就意味着不一定能完成政府职能现代化.不仅不一定能实现有限政府,而且有可能相反地走向无限政府,而无限政府比“无”（统一）政府距离政府职能现代化至少不会更近.俾斯麦统一之前分裂的德国最多是阻碍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希特勒统治下的无限政府根本不允许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中国人对这种情况是绝不陌生的,周秦剧变之后的“百代皆行秦政治”和建国之后的高度一元化的、被同志称为“老路”的苏联模式不都是如此吗！如果将民族国家的建立视作政府职能现代化的唯一判断标准,那么中华文明的确够早熟的,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就用法家思想结束了周朝的封建,实现了民族国家构建,完成了政府职能现代化.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现代化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现代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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