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互联网大数据评估,这是一篇与知晓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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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谈治国理政》在“国际知晓度”问题上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之处在于,用何种手段来评估“国际知晓度”,才可以做到“科学”、“精准”?从当前科技的发展来看,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来评估《 谈治国理政》的“国际知晓度”.从评估的初步尝试来看,有两个发现,一方面,《 谈治国理政》获得较高国际知晓度的主要原因是其拥有若干“支撑要素”；另一方面,《 谈治国理政》的国际知晓度存在“受众差异”.
【关键词】 《 谈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互联网大数据
《 谈治国理政》是中国国家主席 的著作,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 的独特观点及其对未来的展望.该书共18个章节（包含79次演讲、会谈、访谈,或者指示、通讯的摘录）,并且每项摘录都附有关于中国社会制度、历史和文化的相关说明.不仅如此,这本著作还收录了 在西安生活的不同阶段所拍摄的45张照片,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其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的更多信息.目前,《 谈治国理政》已被翻译为英、俄、阿、法、西等十几种语言面向国际发行,目标是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认知中国,促进文化交流,和中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尽管从“传播内容”的视角来看,《 谈治国理政》无疑已经是“精品之作”,但是其“传播效果”究竟如何?目前仍存在“知晓度”评估问题上的论争.根据“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定义,“认知”由“知晓”和“认同”构成.[1]“知晓”和“认同”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指受众通过各种途径“接触、知道”传播内容的程度,而后者是指受众“赞同、认可”传播内容的程度.因此,《 谈治国理政》的“国际知晓度”是指,国际受众通过各种途径“接触、知道”《 谈治国理政》的程度.
对于一部著作而言,受众可以“知晓”而不“认同”.但是,“知晓”是“认同”的前提,如果一部著作缺乏“知晓度”,其“认同度”自然无从谈起.所以,考察“传播效果”可以从“知晓度”入手.就《 谈治国理政》的评估分歧而言,有人认为该书的“国际知晓度”较低,甚至在国外“无人问津”；也有人认为该书“国际知晓度”很高,已“身名远扬”.那么,孰对孰错?单凭主观感觉所形成的判断,当然不能作为科学的结论,那么怎样才能科学解决《 谈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的评估分歧呢?关键在于可靠的“评估手段”.
一、《 谈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的评估手段问题
要明确《 谈治国理政》的“国际知晓度”,关键在于采用何种“评估手段”才能做到“科学”、“精准”.就此而言,当前比较流行的“评估手段”有两种,一是“小数据”,二是“大数据”.
“小数据”手段主要是“抽样调查”.如果研究对象的数量足够少,那么调查可以涵盖整个研究对象,这种类型的研究被称为“普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对象的数量是很多的,于是,调查者不得不采用“抽样”的办法,精心挑选“部分样本”用于代表研究对象的“整体”.这种做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样本”必须能够充分反映全部研究对象的特点.要“做到”或“最大程度地做到”这一点,必须重视“抽样方法”.
抽样方法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在概率抽样中,每一个研究对象都会有一个已知的、非零的概率被选择到.“选择”的类别有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等.而在非概率抽样中,研究对象被调查者用一些非随机的方式选择出来.这些方式包括方便抽样、判断抽样、配额抽样、滚雪球抽样.概率抽样的优点是,可以计算出抽样的“误差”.抽样误差的程度不同,体现着样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整个研究对象.当人们要推断整个研究对象的特征时,可以用结果“加上”或“减去”抽样误差.但是,在非概率抽样中,这种“误差”是未知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采用何种“抽样方法”,“误差”始终存在.换句话说,始终无法做到“完全精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数据”评估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小数据”的这一弊端.那么,什么是“大数据”?它通常是指超出常用软件工具能力大小的庞大数据集群,以及捕获、分析、管理、储存这些数据的技术手段.大数据一般包含“非结构化”、“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等几类,但主要集中于“非结构化数据”.它区别于“小数据”的关键之处在于,不再采用分析“部分研究对象”的方式来考察“全部研究对象”,而是直接分析“全部研究对象”.因此,“大数据分析”离不开“大容量”、“高速度”的计算工具,而“云计算”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工具的空白.于是,“大数据”可以成为《 谈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评估的技术支撑.
二、《 谈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的“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手段
要解决《 谈治国理政》的“国际知晓度”问题,可以使用“大数据”评估手段.那么,在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条件下,采用何种“大数据”技术更为适宜呢?笔者认为,理应是“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具体而言,主要是运用现有的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测算、分析《 谈治国理政》的“国际知晓度”,这些平台包括“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超星发现”、“中国知网指数”等.
借鉴杨继明、徐铁辉等人的研究,[2]笔者把“知晓度”划分为“大众知晓度”和“学术知晓度”两类.从“大众”角度来看,“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的大数据基础是“谷歌搜索”.它通常被称为“谷歌网页搜索”,是全世界最知名的Web搜索引擎,其每一天处理的搜索量就超过三十亿次.截至2016年2月,“谷歌搜索”在美国已占据“最常用的搜索引擎”64%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是比较理想的“大众知晓度”分析工具.和此同时,从“学术”角度来看,超星发现“以10亿条文献资源元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仓储、资源整合、知识挖掘、数据分析等相关技术,较好地解决了复杂异构数据库群的集成整合问题”.[3]因此,它是较为理想的“学术知晓度”分析工具.而“中国知网指数”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它“收录了国内外八千二百多种中文期刊,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为主,同时收录部分基础教育、大众科普、大众文化和文艺作品类刊物”.[4]因此,它既是“大众知晓度”分析工具,也是“学术知晓度”分析工具.
三、《 谈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的“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的初步尝试
一方面,《 谈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的“支撑要素”问题.《 谈治国理政》为何会获得较高的国际知晓度?原因主要是其拥有若干“支撑要素”.其中,“原创性术语”的支撑尤为重要.笔者选取《 谈治国理政》中较为典型的原创术语—中国梦（The Chinese Dream）,将其国际互联网搜索热度的变化趋势同“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进行比较.从结果可知,在2014年9月26日至2017年2月26日期间,“中国梦”的国际互联网搜索热度和“美国梦”不相上下,其指数都处在25至100之间,而“中国梦”超过75的次数明显多于“美国梦”（见图1）.由此可见,术语“中国梦”已成为《 谈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的一个“支撑要素”.
另一方面,《 谈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的“受众差异”问题.从“中国知网指数”大数据可知,《 谈治国理政》的国际知晓度存在“受众差异”特征,这一点从该书“学术被引量”变化趋势和“媒体发文量”变化趋势的比较中可见一斑.比较分析的结果显示,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 谈治国理政》“学术被引量”随时间变化而逐步攀升,而其“媒体发文量”随时间变化卻呈现出“波动”状态（见图2、图3）.由于“学术被引量”主要反映的是“学术知晓度”,而“媒体发文量”主要反映的是“大众知晓度”,因而二者的“鲜明反差”反映出《 谈治国理政》国际知晓度问题上“学者”和“大众”的“受众差异”.
【参考文献】
[1]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 北京社会心态分析报告（2014-2015）[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49.
[2] 杨继明,徐铁辉. 公共关系学[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8.201.
[3] 吕彬. 社科信息检索和利用[M].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183.
[4] 李振华. 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40.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知晓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下级请上级知道怎么说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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