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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影秋论文参考文献：
1949年3月,17岁的我正在台湾屏东中学读书,受 地下党的影响,毅然离开生活优裕的家庭,独自一人悄然回大陆,从此踏上革命征程.临行前,我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等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父亲,您就让儿子去走自己的路吧,他走的是正路,一定能走出个样子来的.”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从那时到现在,已匆匆走过了64个春秋.如今的我,年届耄耋,身体硬朗,儿孙满堂,生活优越,处处得到组织和社会的关怀,还在笔耕不辍.回首走过的路,我欣慰自己当年所作的正确选择,我感谢祖国对我的培育和给和我的一切,也感谢那些在我前进路途中特别是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莫大关怀帮助的组织和朋友.尤其是在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是有关组织中的健康力量给我正能量,给我保护支持,使我这个“剥削阶级的狗崽子”一次次化险为夷,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回顾这段难忘历史,还得从我的父亲说起.我的父亲袁子琳,江苏徐州人,年轻时投笔从戎,因一些特殊原因,不远千里投奔南昌孙立人,从此一直跟随孙将军,曾经远征缅甸对日作战.父亲从军后,和他的莫逆之交郭影秋（ 员）一直保持联系,并应郭伯伯要求,将刘云川（另一名 员）安排在身边.1947年秋,父亲随部去台湾.刘云川奉郭影秋之命又带助手苗干去台湾做地下工作,他们就住在我家,由我父亲提供掩护和帮助,他们数月后完成任务回了大陆.我决定回来参加革命,就是受了他们的直接影响.父亲的真实身份以及和郭伯伯等人的真实关系是什么,父亲生前没说过,我也没问过.父亲晚年从美国回过国,在家时间很短,接待由北京、上海有关部门安排,有时我也参加陪同,但从不多问.
1949年我一回大陆,便在南京考上了二野的军政大学,毕业后被派往北京军委干校受训,后分配军委上海局工作.参加革命后不久,郭伯伯刘叔叔苗大哥先后和我取得联系.在我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一直给我父亲般的关爱和保护.在“ ”中,他们以及相关组织中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一些领导,为保护我也吃尽了苦头.他们从不说此事,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一些,这也是我虽历经磨难,却始终矢志不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到了军委上海联络局工作后,从此,我进入一个特殊的工作环境,原本要派我到台湾工作.后来,组织上告诉我台湾方面发生了重大变故,原计划暂时取消.最后,组织上安排我进入和平中学任教.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历风霜雨雪,尝遍酸甜苦辣.如今回忆起来,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今天我还是把它写下来,供留档参考,同时也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我的这一段经历,也许会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吧.
误反“潮流”惹祸端
早先我曾想做一名教师,1957年“反右”斗争过后各级学校打出不少“ ”,教育战线一时缺了不少教师.此时我被调进上海市和平中学教书了.“和平中学”前身是“圣约翰青年中学”,这是上海有名的中学,这更加使我开心.
这是1958年2月的事,当时“全民大跃进”喊得震天响,教育战线正开始搞教育革命,喊的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全民大跃进”,把每个人弄得晕头转向.
初进学校时,我做政治教师,对政治运动,当然要全力投入.政治教师说话当然要讲政治,要讲真话,不能说假话.停课要学生劳动,并在马路上拣废铜烂铁,回来后在校园里烧火炼钢.晚上全校三十多个“高炉”,到处炉火熊熊,校长很是高兴,我却反对.我和校长在突击搞绿化等问题上产生一系列分歧,校长说我反对 的阶级路线,一连串事情说明我和无产阶级唱对台戏,不能再做政治教师了,于是让我改教语文.
1964年,全国学大庆,读 的书,号召大家用 思想武装头脑.我为了向党交心,写了一篇思想汇报.我回忆了过去几年的情况,首先表示长期学毛选,思想仍旧没有进步,遇到事,我就想不通.我认为,这几年搞政治运动太多.我说世界上只有中国搞政治运动,苏联老大哥也不搞政治运动,人家生产也上去了,中国仍在落后.我之所以对政治运动不满,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后的各项政治运动弄得我苦不堪言.运动一来,我就违心地批判我的家庭出身,没完没了地清算我身上的阶级烙印.尤其使我恼火的是我辛辛苦苦花了一年多业余时间翻译的一本颇有价值的小说《一个女教师的笔记》,胡风的泥土社也决定给我出版.可“ 风运动”一来,不但我的文稿被没收,而且我自己也成了胡风分子嫌疑犯！我认为大炼钢铁也是政治运动,没有搞好,害得大家无所事事,学生荒废了学业.我认为“三面红旗”并不“红”,人民公社里已经饿死人了.有人认为“红”色家庭出身的人,是进了“红色保险箱”.我说 “红色保险箱”就是“棺材”.有人发表文章,说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要批判.我说,由此看来人不可“盖棺定论”.现在的好人,好得不得了,说不定将来也会发现他还要被批判.
我这篇书面汇报共数千字,写好后拿给几位教师看,其中有一位我最信任的政治教师.他看了之后,还嘱咐我“此文不可交给党支部领导（即校长）,如交上去就拿不回来了”.又说“你应该知道 的厉害”.我当时想：这位政治老师怎么这样看 , 有什么厉害呢?于是我还是交给了校长.
那位政治老师表面上劝我不要交给校长,其实他看了后马上交给校长看了.校长看了后马上拿到长宁区委去,长宁区委在全区中学支部书记每周一次学习会上专门讨论如何抓阶级斗争.我们校长在会上宣读了我的汇报（这个汇报后来被说成是“反党万言书”）,大家听了都伸出舌头.学习组的组长是潘泉耀,他大声说：这是一篇很难得的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是反面教材.他嘱咐我们校长：“要好好保存抄写的一本,把原件还给袁雪尘,要稳住他,不要惊吓他,等到运动来了再算账.”
风暴袭来,向军委求援
后来,区委的那个潘泉耀同志调来和平中学当校长兼支书,他来校后对我特别“客气”,这是为了“稳住”我.不久“ ”开始了,潘校长便毫不迟疑地把我抛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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