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接近正义之实践逻辑转向,本论文可用于司法接近正义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司法接近正义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司法接近正义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我国的“接近正义”改革,是在对西方模式借鉴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等诉讼程序的简便化,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构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以及公益诉讼制度等,力求使司法的利用更加平等、广泛和便利.忽视司法资源的稀缺性所致的司法权能之限度会加深人们对司法社会功能及其限度的误解使司法更加不堪重负.坚持“司法克制”原则,才能在缓解司法压力的同时,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总之,“接近正义”改革实践逻辑的转向,以“司法克制”原则框定司法权能的边界和限度,是解决我国“接近正义”改革实践中诸多问题的突破口.
【关键词】接近正义 司法克制主义 司法资源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确保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对司法资源的平等享有是司法“接近正义”的核心旨趣,也是一国人权发展与国家责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从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费用、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及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ADR）等方面着手,逐步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构建以使司法更为亲民、便民.然而,这些改革举措在实践中收效甚微,甚至与其目标和理想大相径庭.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发端于西方社会的“接近正义/司法”改革浪潮进行反思,以探究其困境和症结所在.
对“接近正义/司法”的理论反思
“接近正义/司法”改革浪潮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西方世界进入了诉讼爆炸的时代.诉讼爆炸自然会引发一系列对司法的不满,诸如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当事人诉讼能力不平衡、诉讼制度烦琐和难于理解以及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等,成为这一时代司法所必须应对的困境和挑战.对此,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莫诺-卡佩莱蒂（Mauro Cappelletti）首先提出了“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这一司法改革的新理念,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接近正义”司法改革运动,其核心目标就是使司法具有高度性,成为真正贴近民众诉求、满足社会需求的权利救济机制,以保证所有人拥有平等分享司法资源、平等进入法院的机会.这一理念因其对司法之“性”和“平等性”的革命性彰显,迅速成为一种全球性司法改革目标.
“接近正义/司法”改革的浪潮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学者们将其称为三“波”（we）.这三“波”改革的内在逻辑是,通过不断增加司法资源的供给、降低司法的成本以及拓宽权利救济渠道等举措,提升司法的“性”.“第一波”以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核心,旨在通过改革现行法律服务理念和法律援助制度,为贫困者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司法资源的平等享有；“第二波”是以“公益诉讼”“集团诉讼”等制度改革为核心,将“消费者”以及“群体诉讼”的当事人等诸如此类等特殊权利主体纳入关注的视野,使其有机会通过特殊的诉讼程序和渠道实现其所应享有的“扩散利益”；“第三波”则是以非正式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出现为标志,旨在以新的解纷方式拓宽权利救济渠道,以满足更广范围的社会弱势群体的诉求.与此同时,一系列或非的网络平台相继建立,以更加广泛和便利的方式推进“接近正义”实践活动的展开.在经历了三“波”浪潮之后,西方的“接近正义/司法”理念和制度框架的构建基本完成,但是,其制度实效并未如预期的乐观,法律援助制度、公益诉讼乃至ADR等在长期的实践中不仅未能缓解司法资源不足、权利救济渠道壅塞的问题,反而逐步暴露出新的问题.这就使西方社会的“接近正义/司法”改革进入了制度反思和制度精细化研究的阶段.
我国的“接近正义”改革,是在对西方模式借鉴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等诉讼程序的简便化,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构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以及公益诉讼制度等,力求使司法的利用更加平等、广泛和便利.同样,随着制度移植与制度建构初具规模,制度功能与制度实效之间的“张力”开始不断显现.例如,自2003年以来,国家在法律援助中投入了大量资源,可是,在实践中,参与法律援助的法律职业者在数量上仍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尤其是在最需要获得帮助的贫困、偏远地区,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远远不够；不仅如此,法律援助在质量上也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因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往往是刚刚出道或经验不足的年轻律师,而且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往往依赖于法律职业者对弱者的同情,依赖于律师的良心和对职业的奉献精神.诸如此类状况的存在使得“接近正义”的理论前提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反思和批判.如果“接近正义”只意味着出台一系列的新法案,而政府无法实施或者无法兑现这些法律的承诺,必然会引发新的危机以及政府公信力的危机.正义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与具体的历史状况相联系的,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司法究竟应接近“谁”之正义、何种“正义”等一些根本性问题,必须在理论上重新加以澄清,方能弥合“原则”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概言之,中西方社会“接近正义”的改革实践均表明,试图通过增加司法资源的供给、降低司法的成本或者拓宽权利救济渠道等举措提升司法的性和公信力,并不能真正提高司法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事实上,这种实践逻辑忽视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司法的限度问题.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司法所能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忽视司法的“能”与“不能”问题,盲目追求司法的亲民和便民,难免会不断透支有限的司法资源,从而陷入一种对司法的“乌托邦”式的苛求,这不仅会无形中拔高人们对司能的期望值,刺激社会对司法的过度依赖,使司法不堪重负；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个体诉求不能通过司法得到充分满足,司法就会成为社会矛盾的集聚点和矛盾各方泄愤的“火山口”,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会陷入危机.
以“司法克制”为原则框定司法权能的边界和限度
司法权能的边界和限度问题,在宏观层面上通常是指国家权力结构的问题,即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等国家权力之间的权界划分问题.在微观层面上,则主要指在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司法权行使的边界和限度的問题.对此,学界始终存在“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的较量.
结论：关于司法接近正义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司法接近正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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