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言说和中国文学意象论的演进,关于免费谶纬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谶纬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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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谶纬除过在题材、想象、虚构,以及叙事等方面影响了彼时的文学,尚在文学、美学层面“意象”的形成、演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不仅表现在文学实践层面,也体现在理论思辨层面.谶纬之天文、地理、人事、祥瑞、灾异等言说及其意义解读的“象告”与“言象”之言说方式不仅依托于《易》等汉代经学在哲学性层面,也在文学观念性层面引导人们加强对“意、象、言”关系问题的探讨,使得天人感应、主客交流的内在属性及观念性、想象性辨析趋于深化和凸显,从而完成了经由《易》之意、象、言,王充首次“意象”合用,荀粲、王弼之“言不尽意”论的过渡与铺垫,直至刘勰“窥意象而运斤”为标志的审美层面“意象”论破茧而出的演进过程,并具有了类似于后来章学诚所谓“人心营构之象”的含义.梳理这一过程,有助于深入认识谶纬、意象、天人等关键词以及汉魏晋文学从现象世界、经验世界到艺术世界赖以发生的媒介、过程和特点.
[关键词]汉魏晋；谶纬；象告；言象；意象论
[中图分类号] 1206. 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3541（ 2018） 03 - 0050 - 06
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也是文学形态趋于丰富、文学观念趋于深化、文学逐渐从经学中独立出来的时代.作为此时代经学主要形态和构成元素之一的谶纬之书、之思潮影响巨大,至东汉更是随着刘秀“颁图谶于天下”和后来的“白虎观会议”等标志性措施而上升到“国策”层面,参与国家政权建构与运行,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后汉书·方式列传》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道义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纬,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1]（p.2705）两汉时期的谶纬盛况可见一斑.
作为彼时期的文士及其创作、理论、批评自然也要受到谶纬风尚的影响,朱彝尊《经义考·说纬》指出： “东汉之世,以通七纬者为内学,通五经者为外学,盖自桓谭、张衡而外,鲜不为所惑焉.”2可见大多数文士都受到谶纬思潮的影响.《文心雕龙·正纬》则明确揭示了谶纬与文学（文章）的关联,其云：“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银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3] （p.124）刘勰所说的“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研究者多有不同理解①.笔者以为,谶纬对文士的影响,以及“有助文章”的表现尚体现在谶纬言说方式及其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意象”论建构的启示与强化,也就是说,从秦汉以来哲学的、一般观念性层面的“意、象、言”讨论到六朝梁之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的“窥意象而运斤”为标志的文学的、审美的较为高级观念层面的“意象”论首次得以建构的中间,应当有一个长期酝酿、过渡的阶段,谶纬风尚及其在文学实践与观念层面的移用、转换和体现当是这一演进阶段的重要环节②.
一、谶纬言说及“意象”的文學实践
谶纬言说主要是通过“象告”与“言象”③,所渭“吉凶之应,随其象告”,“圣人立象以尽意”,“言以明象”.《说文》云：“‘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日谶.”谶书就是预卜吉凶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日：“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顾颉刚先生的解读则更为明确：“有一种预言,说是上帝传给人们的,叫做谶.”[4] （p.88）“纬,是对经而立的：经是直的丝,纬是横的丝,所以纬是解经的书,是演经义的书,自‘六经’以及《孝经》都有纬.”[4]（p.89）上论分别指出,谶是一种预言、寓言,是“上天告人”；纬是说明、阐释、演绎,是“解经”和“演经义”.可见谶纬言说中的主观色彩、象征色彩和讲述色彩.钟肇鹏《谶纬论略》总结历代谶纬之辨后,认为：“谶纬都是儒学宗教化的产物,谶纬比附经传,依托孔子.而‘谶’‘纬’也往往互称,并无区别.”[5]（p. 26）张峰屹则进一步认为：“两汉四百年,经谶交织、以谶释经成为思想常态,这就是历代学人所说的‘纬’；以谶‘纬’经（以谶释经）的思想实践形诸文字记录,便是所谓‘纬书’等‘图谶’ ‘谶记’‘符命’等,只有当它们与经学、与政治在思想上纠结在一起的情形下,它们才属于谶纬.单纯的占测预言和单纯的谶验故事,如果与经学、政治无关,它就不是谶纬,只能是谶言而已.”[6]本文中的“谶纬”综合以上诸意,认为无论是祥瑞灾异、自然社会的变化,还是谶与纬有无区别,实则都含有一种“象告”的属性与色彩,即通过世界中不寻常的物象、景象、事象来蕴含、预示或者体现上天的意志、情感,进而起到警醒、烘托、渲染人事、政治,国家治理的作用或效果,而能识别、理解、言说其中奥秘、意义的则是儒生、博士或圣人、天子这样的一类人,他们的言说、解读、阐释是谓“言象”.于是,“象告”与“言象”的结合构成了谶纬的言说,并已初步呈示出文学“意象”所涉及的主客交感、生发这样一些含义与特点.
在概念界定之后,再联系中国古代文学、文论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许多概念、范畴和命题未为文论所提炼和阐释,却已在创作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大量存在与运用,就会发现汉魏晋文学在创作中已大量引用、化用具有谶纬色彩的物象、景象、事象,并且有些象已承载或具有表意、达情、寄思的意旨和功能,如《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六月,得宝鼎于后土祠旁,武帝作《宝鼎之歌》,篇末云：
“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7]（p.1063）显然是以宝鼎这一祥瑞作为凭借,进而传达出上天对人世间太平、贤能、清明景象予以肯定和褒扬的象征意味.而汉赋里的祥瑞之象也往往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在时人的注解中时常被赋予帝王政治清明的褒扬意义,如扬雄《羽猎赋》中“故甘露零其庭,礼泉流其唐”之句,甘露和礼泉都是祥瑞的象征,二者俱出,代表了其时政事的清明,社会的和谐.班固《两都赋》后面的附涛通过大量祥瑞之象渲染了大汉王朝的物产丰饶,政治清明,其谓：“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徵.三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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