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叙事策略,本文关于叙事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叙事论文参考文献：
在土耳其作家卡拉苏（Bilge Karasu）的小说《夜》（一九八四）中,一个无名城市上演了恐怖一幕：被称作“夜工”的某个暴力群体在街头肆意捕杀年轻人,原因不明,真相莫测.“那些夜工突然从墙边蹿出,从墙角和门道那儿跑过来,聚到一起,在人群里攫住那个年轻人,将他团团围住.夜工们四散离去之后,留在那儿的只是一团血淋淋的肉体.据一些目击者说,落到暴徒般的夜工手里之前,那是一个漂亮迷人的小伙子,等到被抛尸街头时,剩下的血肉甚至不足他原来躯体的一半.那几乎就是溅落一地的带血的肉酱,上面落着干枯的树叶.”那些“夜工”昼伏夜出,只为杀人而杀人,从人群中随机抽取猎物,草草处置,并在城市各个地方刷上神秘标语,预告“长夜将至”等
一个噩梦般的世界.
谓之“噩梦般的”,非独见于杀戮之残暴 ,也见之于孩童式的嬉戏和颤栗,从肉体残害中汲取欢悦.他们“携带的工具,有铸铁制成的,有取自鞣制的皮革,有上等木料雕件,或是用适于加工的松脂塑形而成.这些玩意儿用于捶击、撕扯、穿刺、凿孔、搓捻或击断”.有时他们也玩弄招数：纹丝不动伫立街头,一连数小时保持沉默,装作不在场；“胡狼般的耳朵捕捉着门闩轻轻落销的声音”,“眼睛偷偷左右逡巡”,“揣摩着人们的内心煎熬”等此即获取愉悦的方式,诚乃施加恐怖的一种“更奇妙的恶作剧”了.
“夜工”隶属于名为“太阳运动”的组织,这个由官方暗中操纵的组织被赋予生杀大权.据说,他们除了从“被打断骨头的人身上”公开传播“ 效应”,还将那些“留有一口气的受害者”带到研究所测试,研制一种不同于传统逼供手段的新技术,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在何种情况下、采用怎样的手段能使人们被迫交待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只在 者大脑中出现的事情”.这是由“夜工”的技术骨干负责的一个高难度攻关项目,用来检测“人的抗力”的一套“科学流程”.
我们看到,伴随“长夜将至”的末日预言,这座无名的城市充斥暴力、猜疑、流言和恐惧,笼罩在无孔不入的黑暗中.
《夜》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的写作方式颇为别致.读者阅读这部小说,对其叙事风格的扑朔迷离不能不留下印象.
该篇出现四个人物,分别是自由派作家、“太阳运动”负责人以及名叫塞文思的男特工和名叫塞维姆的女特工.人物之间的关系逐渐交织成一个故事：自由派作家受到“太阳运动”负责人的监视和调查,而他们俩是小学同学；塞维姆是负责人的前妻和助手,因为良心发现而遭杀害；塞文思在充当密探过程中成了作家的情侣,陪同作家出席一个境外国际会议,这是“太阳运动”暗中策划的项目,他们派遣刺客将作家刺伤,制造了一起政治新闻,于是这场境外旅行以欺骗开始,以灾难收场.
小说由四个部分构成,由四个人物的独白讲述故事.我们知道,多个第一人称独白讲述故事的方式已不算特别,福克纳的《喧哗和骚动》便是这样做的.而《夜》的处理则要复杂得多,其情节的展开是由不确定叙述所支配,除了讲述作家的故事,还讲述这个故事如何制作成书的故事；换言之,这是一部“进行中的作品”（the book-in-progress）,像乔伊斯一度为《芬尼根守灵夜》命名的那样；读者分明是跋涉在不确定叙事的流沙中,被迷雾般飘忽的声音所包围.
作者在叙事流程中不时插入脚注；在脚注和旁白中,作者决定所要采取的叙事策略,又质疑之,然后采取另一种叙事策略,让故事朝着难以预料的结局行进.起初是作家的笔记,一边讲述见闻,一边加以评论；然后加入“太阳运动”负责人的笔记,然后是塞维姆的笔记,塞文思的笔记；作者变成四个,在脚注中对此书的创作发表意见或进行争论.我们遭遇的已非多个第一人称独白,而是多个作者混合叙事；也可以说,这些“拆散的笔记本”将权威作者的身份消解了.
这部风格诡异的后现代作品,其碎片镶嵌的马赛克拼图,那种大杂烩式的结构让人想起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和库切等人的探索.在卡拉苏笔下,不仅是作者声音及其权威性被销蚀,而且故事的地点、时间、人物和结局也是悬疑不定的,有时连角色的性别也不甚明确.毫无疑问,不可靠叙述和碎片化结构强化了混沌和悬疑的气氛.尤其是到了此书结尾,不同声音碎裂并混合起来,融入梦魇的 —“他、塞文思、塞维姆和那个耳聋的金发男孩都朝我大笑,好像他们都长着同一张脸,脸上带着血,也许是从镜子里看着我,或是在地上,或是在我的意识中”.读者似乎不再是踩着流沙行进,而是陷入错乱的镜像中了.作者借此将常规叙述解构,把故事的讲述还原为一种不同寻常的书写.我们不禁要问,此种书写的意图是什么?
《夜》作为“超小说”（或“元小说”）作品,归属于文学中的后现代创作范畴,其文类性质虽不难判别,但后现代标签仍难以说明单个作家的具体创作.将卡拉苏和贝克特、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库切等人相提并论,也只是就类别的属性而言.有关《夜》的形式问题,不妨从两个层面略作阐释.
首先,《夜》所要构筑的是一种论题式小说.它在集权政治的总题下细化为若干分论题,诸如历史、权力、秩序、语言、自我、他者、童年创伤和自卑情结等,而这些分论题衍生出枝蔓话题,密密缠绕于整个文本.传统论题式小说（伏尔泰、狄德罗）以叙事的样貌出之,其内在的逻辑焦点总是清晰的,等待读者去*其观念的辩证性意图.相比之下,《夜》的论题式展开显得即兴、无序、跳跃,是一种散射状的布局；有时是理性化论断,有时是隐喻性论述；某些总结性话语闪烁启迪之光,本身却不能被当作结论看待,而是引导我们去质疑片面的视点和描述的真确性,触及事物有待领悟的深层意蕴.如此看来,作者为何总是陷于言语不当的窘迫中,叙事何以缺乏可归纳的动机,多个文本何以造成叙事目的的分裂,这些问题也就显得不难理解了,因为,在思想悬疑的总体气氛中,叙事的抵达（如果存在着一个核心情节的话）也必经历迂回、扭结、分叉和解析的过程,甚至像现象学所做的那样,叙事的子项被置于括弧中,以便进行还原式观察.因此,言语不当的窘迫和调试,伴随着多角度的刺探、钩沉、截击、拆分；叙述虽不断发生偏离,却始终维持内在张力.这是一种渗透性极强的思想的警觉状态所形成的张力.显然,卡拉苏的论题式小说不仅试图阐述极权话题,还要把我们带入一个思维的象征性宇宙.
其次,《夜》追求一种叙和议的高密度结合.不仅叙述是以感性的样貌呈现,议论也是以感性样貌呈现,这和库切《凶年纪事》以分栏排列的方式将叙和议分割是不同的.传统小说遭人诟病的一个现象是议论和故事间距比较远,人们甚至认为,像托尔斯泰的《战争和和平》如果去除议论,叙事的效果会更好.这其实是一个小说的常规问题,并无传统和现代之分.如何协调理性思辨和感性效果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越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便越是受到关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试图缩小议论和故事的间距,将两者纳入幻觉性气氛的叙述中,达到一种高度融合的状态.就此而言,卡拉苏的《夜》继承了卡夫卡的衣钵；它不愿放弃形而上论题的宏观框架,又想达到日常情境的仿真效应；其结果呈现为一种部分地清晰、部分地模糊的状态,理性和感性紧密交织的状态,而其主题的内核不再有一个遮蔽性外壳,干脆被抛撒到表层,在轮廓线、断层和罅隙中流溢.康拉德《黑暗的心》中,我们也看到这种孔雀羽毛般的变幻色调.《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追求一种幻象闪烁的艺术,以其诗意的诱惑和复调的言说,试图照亮一个幽暗的精神宇宙.
《一九八四》中的奥布莱恩,其邪恶和智慧虽说让人害怕,可我们也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属于良知和正义的另一类.我们牢记温斯顿的宣言：“文明是不可能建立在恐惧、憎恨以及残暴上面.这种文明是不会长久的.”至少,我们应该在心中保持这样一束信念.
然而,《夜》的作者提醒我们,那面渴求同一性的镜子矗立在我们面前,即便镜子碎裂,那成百上千个碎片折射的依然是那个“我”,而在“我”和任何对立的他者之间,似乎并不存在那么清晰的界线.
（《夜》,[土]卡拉苏著,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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